唐代诸帝迷恋服食丹药，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传统观点认为，唐代诸帝服食丹药的主要动因是迷信道教神仙之说，妄图祈求长生不死。王永平在《试释唐代诸帝多饵丹药之谜》（《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这种观点很难解释唐代诸帝明知神仙虚妄，却不吸取先辈教训，前仆后继地沉氵面于金丹服饵之术的现象，甚至有的帝王年纪轻轻，就迷恋于此道而不能自拔，直至陨命。其实，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服饵术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身体因素以及唐帝室家族中有可能是遗传的一种疾病——“风疾”，是导致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作为民国初年“京城一怪”的辜鸿铭老先生，学术界一直没有给他公正的评价。朱月白在《一个尊王攘夷者的画像——辜鸿铭的中西观小议》（《社会科学》1999年第7期）一文中，对辜鸿铭的中西文化观作了科学的分析。文章认为，辜鸿铭对西方的基本态度既不是冬烘先生式的排斥，亦非赶时髦地崇拜，而是带有批判性的。这种批判是建立在他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对西方文明精华的深刻了解的基础上的，是以其矛攻其之盾，因此这种批判不仅尖刻有力，也搔到西方人的痒处刺到他们的痛处。他既肯定东方文明，同时也承认东方文明可以而且应该敞开怀抱去容纳吸收其他文明。
中国究竟有没有屈原
由于资料的缺乏，中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王辉斌在《中国究竟有没有屈原》（《贵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上，对近百年“屈原否定论”作了总结，指出在1906－1949年的44年中，是“屈原否定论”的诞生和高潮期，否定论者研究上的主要特点是：文史渗透，以史为主；歧说迭出，论著丰富。建国后，“屈原否定论”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国内学者态度较为暧昧，二是日本学者的加盟。对《楚辞》特别是对屈原的研究，仅仅着眼于宏观分析与理论探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们至今还没有弄清楚司马迁究竟是凭什么材料为屈原作传、贾谊又是根据何种记载为屈原死于汨罗江而以赋相悼等问题。
张海滨在《关于马镫的思考》（《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一文中，运用考古资料及有关史籍，考证了马镫的起源。他认为，马镫起源于中国汉末魏晋之际，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马镫是长沙出土的西晋永宁二年（公元302年）的三角形马镫。马镫经历了木质——木芯镶金属片——铜铁质三个阶段。中国马镫在本土默默无闻，但传入欧洲后，对欧洲中世纪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约瑟评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佘树声在《论〈水浒传〉的悲剧意义》（《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上撰文说，《水浒传》“梁山”叛逆群落的悲剧像内在于“梁山”自身。蕴含于“梁山”首领宋江形象中的忠与叛逆的矛盾冲突与蕴含于“梁山”群体形象中义与叛逆的矛盾冲突之间的同构互渗，是构成《水浒传》悲剧性质的基本根源。从整体性的角度看，《水浒传》又是统治者与叛逆者共同的悲剧。而从作者的观念世界与《水浒传》小说世界的内在联系看，水泊“梁山”既是作者抗上意识的衍化，也是作者乌托邦理想的折射，同时也是作者忠义价值观念的投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水浒传》的悲剧也就是作者施耐庵观念的悲剧。
蔡子谔在《关于中国服饰审美文化的审美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在中国服饰审美文化史或曰中国服饰美学发展史中，以错彩镂金、繁缛富赡之美作为审美判断标准的审美价值，与服饰文化所体现的宗法制社会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之间成正比关系。“凶服”或曰“丧服”，作为中国服饰审美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服饰，主要是以与哀悼对象之间的亲疏远近的血缘关系为等级差异的，以负面审美价值的物化形态来表达情感。中国军戎服饰审美则表现为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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